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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木刻與內山書店:內山嘉吉的中國情緣

文章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劉德有 時間:2019年12月08日 字體:

日本人內山完造是魯迅的生前摯友,曾長期在上海經營內山書店。他的胞弟內山嘉吉1931年夏天應魯迅要求,在上海為一批中國青年版畫家講過課,對中國新興版畫事業作過可貴的貢獻。在內山完造的影響和推動下,內山嘉吉1935年在東京也創立了內山書店,向日本知識界介紹中國的新文化。如今,內山書店由內山嘉吉的后人經營,繼續為中日的文化交流搭建橋梁。

魯迅、木刻與內山書店:內山嘉吉的中國情緣

一九三一年八月魯迅在上海舉辦的木刻講習會結業時的合影,前排右三、右二分別為魯迅、內山嘉吉

我最早認識內山嘉吉先生是在1956年6月。那一年他參加日本出版代表團來中國訪問。我被借調去擔任翻譯,有機會全程陪同,而且一直把代表團送到深圳的橋頭。后來,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1978年,我在日本作為《光明日報》和新華社常駐記者,經常去東京內山書店購書、求教,見到書店老板嘉吉先生的機會就更多了。有時,嘉吉先生還帶著松藻夫人到東京惠比壽的中國記者辦事處敘談。那時的東京內山書店坐落在神田一條僻靜的街道上,與“十字軍”總部毗鄰。書店的門面不大,確切一點說,是一間住家兼店面的鋪子。店里的布置保留著20世紀30年代上海內山書店的一些特點:特辟一塊不大的地方,設了茶座,作為留顧客敘談之所。我就曾在那里多次品嘗過嘉吉先生親手沏的日本名茶“玉露”。

魯迅、木刻與內山書店:內山嘉吉的中國情緣

內山嘉吉從上海木刻講習會帶回日本的作品之一:鄭洛耶《風景》

東京的內山書店搬到現在的神田鈴蘭大街,是在1968年以后的事了。我每到那里,總有一個感覺:它是一家書店,但又不完全是書店。它是幫助日本人了解中國情況的一座橋梁,又仿佛是一座關于中國問題的小小圖書館。如果說上海的內山書店曾在助推兩國文化界的交往上,在傳播進步思想方面做過有益的工作,那么東京的內山書店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向日本人介紹新中國的情況、發展中日文化交流,作了可貴的貢獻。

魯迅、木刻與內山書店:內山嘉吉的中國情緣

內山嘉吉從上海木刻講習會帶回日本的作品之一:陳卓堃《魯迅像》

“能夠為魯迅舉辦的木刻講習會擔任講師,我感到無上光榮”

內山嘉吉一生酷愛木刻藝術。他非常珍惜跟魯迅的一段交往。1976年春,我在東京專程訪問過曾在上海魯迅舉辦的木刻講習會擔任過講師的內山嘉吉先生。那一年,他已經70多歲,頭發斑白,但精神矍鑠。年輕時,他曾在東京成城學園教過工藝美術。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他曾多次去上海,認識了魯迅先生。

魯迅、木刻與內山書店:內山嘉吉的中國情緣

日本東京的內山書店,由內山嘉吉創辦于1935年,題匾是書店創立40周年時郭沫若所題

我那次采訪的重點,是請嘉吉先生談談上海木刻講習會的情況。嘉吉先生很高興地把我引進書店樓上的客廳里。一進去,墻上一幅印有魯迅肖像的木刻招貼畫立刻吸引了我。坐定后,我說明了來意,嘉吉先生稍微沉思了一下。這時,他的思緒似乎飛向了40多年前的中國上海。他沉浸于幸福之中,回憶了他第一次見魯迅時的情形。

那是1928年夏天,內山嘉吉利用暑假到上海內山書店幫忙編圖書目錄。一天,店里正在盤貨,穿著人們熟悉的那件黑長衫的魯迅走了進來。胞兄內山完造把嘉吉介紹給魯迅。嘉吉說:“這是我第一次同魯迅見面,他那濃黑的胡須、粗粗的眉毛和深邃的眼睛,給我留下了難忘的深刻印象。”

1931年夏,內山嘉吉利用暑假再次到上海。一天,他收到了他的學生從日本寄來的幾張“暑中御見舞”(暑期問候)的明信片,上面印著簡單的木刻版畫。原來,這是內山嘉吉講授的工藝美術課的暑期作業,布置學生們自刻版畫印在明信片上。內山完造和夫人看到后,便詢問木刻版畫的技法。嘉吉本來打算在上海期間刻一點上海風光給學生們寄去,所以他從日本帶來了刻刀等工具。他拿出這些工具刻了起來,當時在場的幾位日本人小學校的老師也加入進來。嘉吉邊說明邊刻了一幅版畫。

就在這時,魯迅來到內山書店,他看了案上那幾張明信片和內山嘉吉剛剛刻好的版畫,便提出要求,請嘉吉給一些從事美術工作的中國青年講一講木刻技法。這使嘉吉感到意外,也很吃驚。他想自己既不是版畫家,對版畫又沒有研究,表示不敢接受,但內山完造在一旁極力促成,嘉吉便答應了下來。

1931年8月17日,魯迅舉辦的木刻講習會開始了。這一天早晨,天氣特別晴朗,陽光明媚,內山嘉吉在內山書店等候魯迅。不一會兒,魯迅穿著一身嶄新的雪白長衫走進書店,店內頓時顯得明亮起來。內山嘉吉邊回憶當時的情景邊說:“魯迅先生對這件事多么重視啊!從他的衣著,我感受到魯迅對木刻講習會傾注了多么大的熱情,寄予多么大的期望。”

在此后的整整6天里,魯迅每天早晨都來內山書店約同內山嘉吉一道前往講習會會場。會場是內山完造曾租來用于教日文的地方。在那一間屋子里坐著13位中國青年,他們穿著簡樸,有的穿襯衫,有的穿長衫。內山嘉吉用日語講授,魯迅親自擔任口譯。內山介紹了自浮世繪以來到現代為止的日本版畫史以及日本當時左翼運動怎樣運用木刻作為斗爭武器的情況,并講授了木刻技法的基本知識。內山嘉吉說:“魯迅先生為我做翻譯,我實在不敢當。我不懂中國話,魯迅先生在翻譯時,常常說‘這個、這個、這個’。不知為什么,這一點我至今記得很清楚。”更為重要的是,魯迅當時不僅給他當翻譯,還拿來許多外國優秀的木刻作品和繪畫,向學員介紹。從第二天起講的是明暗效果、黑白版畫的指導,到第四天結束。第五天是彩色版畫的技法。內山嘉吉說:“能夠為魯迅舉辦的木刻講習會擔任講師,我感到無上光榮。這完全是由于魯迅同我哥哥完造結成了深厚友誼的緣故。在我一生中,能幫助魯迅多少做一點事,是莫大的榮譽。”

內山嘉吉說,魯迅之所以舉辦木刻講習會,是為了培養青年木刻家,發展中國的革命木刻藝術。他對魯迅在這一方面所作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魯迅一向主張使木刻版畫成為革命的武器,認為木刻藝術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可以隨地取材進行創作,密切配合斗爭,富有革命的宣傳鼓動性。魯迅指導的木刻講習會,使中國近代木刻藝術很快地開花結果。

在一篇文章中,嘉吉寫道:“中國的木刻藝術在中國人民求解放的斗爭中,在中國革命中,成為動員人民起來進行斗爭的力量之一。”“在解放后的中國,木刻也發揮了很大的力量。……在農村,在工廠,在畜牧區,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出現了大批的業余木刻家。我以崇敬的心情注視著這一事實,腦海中又浮現出穿著白色長衫的魯迅先生的光輝形象。”

他把來中國看作是“回到第二故鄉”

就在木刻講習會結束那一天,內山嘉吉與當時在上海內山書店供職的片山松藻女士結婚,魯迅應邀也出席了他們的慶祝宴會。

內山嘉吉回憶說,在舉辦木刻講習會之前,松藻女士曾陪他到魯迅先生家去看過版畫。那一次,是魯迅特意來書店通知嘉吉木刻講習會開學的日期,然后邀請他第二天到家里來看收藏的版畫。嘉吉第二天赴約,魯迅在桌上堆了很多外國版畫。嘉吉看了其中的一部分。講習會結束后,當嘉吉從上海回國時,魯迅送給他一套珂勒惠支的版畫,上面還有作者的親筆簽名。后來,魯迅曾兩次從上海給在日本的內山嘉吉寫信。一次,他在信中講述了參加那次木刻講習會的學員被敵人逮捕入獄或下落不明的情況,反映出當時白色恐怖是如何的猖狂。信中還問候嘉吉全家,并隨信寄去了一些中國木刻信箋,要求分送給成城學園的學生們。這是魯迅對成城學園學生贈送給他木刻作品的還禮。當時,由于嘉吉已經離開學校,沒有來得及把信箋分送給同學們。但他想以后總有機會再拿到學校去展覽。不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安全計,他把魯迅的信和那些木刻信箋由東京神田移到目黑的親戚家,不料,卻在一次空襲中被燃燒彈焚毀。內山嘉吉談起此事,還表示非常惋惜,認為這是難以彌補的損失。

內山嘉吉把對魯迅先生曾邀請他給中國青年講授木刻技法這件事,終生引以為榮。他每次到中國幾乎都要會見當年參加過木刻講習會而后來成為著名木刻藝術家的學員們,并感到這是他莫大的幸福。東京內山書店創辦圖書目錄期刊《鄔其山》時,嘉吉先生特別以《中國版畫備忘》為題,每期在上面著一篇短文,以火一般的激情回憶了20世紀30年代的往事。

1981年,嘉吉先生熱切地表示要到中國來訪問。我知道,這一年對于他是多么重要。因為這一年是魯迅在上海舉辦木刻講習會50周年,也是魯迅誕辰100周年。嘉吉先生當時身體欠安,患前列腺肥大癥,并動了手術。他剛出院,就帶著松藻夫人和大兒子內山曉、三兒子內山籬以及完造夫人真野等人專程到中國來。他在北京出席了魯迅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會見了版畫界的老朋友。在上海還出席了內山書店舊址石碑的揭幕式。

嘉吉先生由于對中國懷有特別深厚的感情,他把來中國看作是“回到第二故鄉”。我覺得他一來中國,人顯得更年輕了。

“我無論如何也要在日本舉辦展覽會,通過木刻,讓不了解情況的日本人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和中國人的心靈”

就在這一年,上海的《文匯月刊》9月號安排了一期“紀念魯迅誕生100周年”特輯,刊登了一篇題為《魯迅與木刻》的文章,作者就是內山嘉吉。

這篇文章是我從日文譯出后投給這家月刊的。那是1978年的夏天,我從新華社東京分社卸任后,回到原單位——外文出版局,我和妻子顧娟敏都被安排在《編譯參考》雜志編輯部工作。有一次,上海《文匯報》的孫政清同志與顧娟敏聯系,希望能幫他們在北京為即將創刊的《文匯月刊》約點稿子。

我想起有一篇文章可以譯出寄送給《文匯月刊》。這篇文章,就是內山嘉吉寫的《中國木刻與我》,刊登在“中國木刻展覽會”的大型圖錄上。當年上海講習會結束的那一天,魯迅、內山嘉吉和全體學員合影留念。為了作為永久的紀念,內山嘉吉索要了8名學員的15幅作品,帶回日本,一直珍藏到戰后。嘉吉渴望能有機會在日本展出這些作品,但長期以來未能實現。到了1975年4月,這些作品第一次連同中國其他木刻作品一起在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展出,與日本觀眾見了面。后來,這些作品又分別在群馬縣和富士市美術館展出。據不完全統計,前后共有十幾萬人觀看了這些作品。我在日本做記者時,曾于1975年4月19日采訪了在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舉辦的這個展覽會的開幕式。展覽會展出的是內山嘉吉寄贈的346件展品。其中最珍貴的就是他1931年在魯迅主辦的木刻講習會上擔任講師時得到的8位學員的15幅作品,而這些作品是從二戰末期美軍對東京實行的狂轟濫炸中保存下來的。其余的,是從中國抗日戰爭直到解放戰爭為止的具有代表性的木刻作品。

嘉吉先生這篇寫于1975年3月23日的文章,主要有三方面的內容:一是詳細介紹了魯迅為發展中國木刻運動所作的巨大貢獻;二是介紹他是怎樣收藏和保存了將近400件中國木刻作品的;三是介紹了當年參加魯迅在上海辦的木刻講習會的13名成員的下落。應當說,這些材料是極其珍貴的。下面是內山嘉吉文章的第一部分:

“進入1945年,美軍連日空襲東京,轟炸次數愈益頻繁。到了2月,有一次對神田一帶的空襲引起的大火,把坐落在神田一橋的內山書店兼我的寓所附近的‘有斐閣’焚燒殆盡。我下決心把家屬疏散到鄉下,并打算盡快把手頭保存的魯迅贈品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在連日遭到空襲的情況下,為了保護家屬和店鋪的安全,又不允許我們搬到遠處。

3月10日對江東區一帶的大規模轟炸帶來的慘狀,終于迫使我下了決心,將家屬疏散鄉下,同時考慮盡早疏散魯迅贈品,哪怕是一點一點地疏散也好。于是,我把店里貴重的書和魯迅先生給我的信,還把有珂勒惠支親筆署名的木刻《織工起義》6枚一套,以及魯迅先生為祝賀我長子誕生而贈送的“百歲鎖”移到目黑清水町的親戚家里。疏散家屬時,在行李里,我裝上了許廣平(魯迅夫人)為祝賀大孩子出生贈給的衣服和魯迅先生送給我內人的兩幅墨跡。這次展覽會展出的中國初期的木刻作品約100幅,當時我留在神田的內山書店。我曾想,這些作品以后再搬到目黑的親戚家里也不遲。

5月初,總算把家屬疏散到家鄉——岡山縣井原市的芳井町。我剛松一口氣,就在這個月的下旬,即25日那一天,東京遭到空襲,燃燒彈把目黑的親戚家燒毀了。魯迅先生的信和珂勒惠支的《織工起義》統統化為灰燼。剩下的,就只有同家屬一道疏散到鄉下的東西和留在神田的一百來幅木刻了。

這段經歷,促使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人口密集的城市東京,即使不在戰時,也頻頻發生火災。而我生活在這樣一個大城市的中心,應當妥善處理那些免遭戰火的魯迅紀念品。作為第一步,我把魯迅先生送給內人的兩幅墨跡裝裱好,送給了上海的魯迅博物館。當時還健在的許廣平先生非常高興,不久,給我寄來了這兩幅條幅的復制品。

但是,那些木刻卻不是簡單地歸還給中國就可以了事的。因為它們在日本的土地上從未發揮過應有的作用。我無論如何也要在日本舉辦展覽會,通過木刻,讓不了解情況的日本人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和中國人的心靈。我認為,這是今后使日本人打開他們認識中國和中國人眼界的一把鑰匙。為了日中友好和作為對過去日本的行為進行反省的資料,必須使中國的初期木刻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就是這樣,我收藏的中國初期木刻,由中國研究所主持在東京舉辦了一次展覽會,另外,當時以神戶為中心熱心展開活動的木刻家李平凡先生從1947年開始,在東京、神戶、大阪等地展出了這些作品。各個大學舉行學園節活動時,也把這些作品借去。這樣,就在日本人面前第一次展示了堅持15年抗日斗爭的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真實情況。

在同一時期,在上海,由中華全國木刻協會主持舉辦了“抗戰八年木刻展覽會”。在這次展覽會上第二次展出的作品約300幅,從上海寄到了我手中。這樣,我收藏的中國木刻,包括初期作品在內,達到近400幅。

我一直擔心我收藏的這些作品,會不會因火災而被燒毀。我想能不能有個公共設施把這些作品保管起來。在日本戰敗30年后的1974年夏天,我在同中國美術研究所一位先生談話時,談到平凡社可以出版一冊反映中國現代木刻在中國革命中所起作用的大型畫冊,里面包括我收藏的作品。與此同時,關于如何保管我收藏的木刻問題,這本畫冊的責任編輯——平凡社的中島洋典先生從中斡旋,決定送給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

我收藏的木刻有了“安身之處”,我感到如釋重負,非常高興。這些中國現代木刻能同時在一個地方展出,是破天荒第一次。

譯稿寄出后,1981年8月3日我收到孫政清同志來信,說《中國木刻與我》一文作了刪節,并寄來排出的小樣,囑我看后退給他。看了小樣,我發現上述文章的第一部分全部刪除,只留下魯迅與上海內山書店以及上海的木刻講習會有關的兩部分內容,而且標題改為《魯迅與木刻》。我想,這樣也好,比較集中一些,特別是主題更加明確。我認為,內山嘉吉這篇文章最可貴的一點,是講述了當年參加上海木刻講習會的13名青年木刻家的下落。文章說,1972年,他在《日中》雜志以《中國早期木刻與我》為題連載了9篇文章。在執筆的過程中,他把第一期送給魯迅的兒子周海嬰,請海嬰查詢這13名學員的名字及下落。他寫道:“不管怎樣說,事過40年,查找起來是不容易的。但是海嬰代我查詢并將結果告訴了我。……這里介紹的是到1973年3月為止的情況。……其中改名者居多。這是由于當時的時代和他們的活動所決定的……”

我在退小樣時,建議孫政清同志能把這一期雜志給嘉吉先生寄去。孫政清寄出10冊樣刊后不久接到嘉吉先生來函一封,并請我們再次翻譯成中文。

下面是內山嘉吉來函全文:

上海《文匯月刊》編輯部臺鑒:

10月6日惠函奉悉。來函中提到的《文匯月刊》9月號10冊確已拜領。劉德有先生的摘譯也已拜見,謝謝。

我與劉先生交往已久。1955年他隨郭沫若先生一行首次來日①,從那時起,我就與他相識。1956年,我作為出版交流代表團的一個成員,第一次訪問解放后的中國時,從北京至深圳的長途旅行,也是他一直照料的。后來,他多次訪日。而且,作為駐日記者,他在日本逗留了十數年。在這一期間,他對我的深情厚意,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他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個人。

我的拙著由這位劉先生摘譯成中文,這使我感到很榮幸。這是因為他擅長日語,因此,我想他充分地——或者說更出色地——把拙文準確地譯成了中文。由于這位劉先生的摘譯,拙文被介紹給中國朋友,這使我感到無比喜悅。

我(這次訪問中國)向魯迅先生有關的貴國各機關以及相識50年之久的(中國)木刻家贈送了拙著,因此,我很希望能聽到各方面對它的批評。如蒙貴社搜集這些書評并轉告我,將不勝感謝之至。請多多關照。

順致謝意并奉函拜托

內山嘉吉

1981年11月6日

于東京內山書店

他畢生致力的中日友好事業,已有越來越多的后來人接過來,并不斷把它推向新的高潮

我發現,晚年的嘉吉先生到中國來,總是拄著一根手杖。這根手杖原來是其兄長內山完造使用過的,而完造先生于1959年9月訪華時不幸在北京突然逝世。嘉吉說,我帶著這根手杖來,就等于我哥哥也來中國了。

內山嘉吉1981年和1983年兩次訪華,都帶著兒子內山籬來。老人的心愿,是要把內山一家同中國建立的友好關系持續地發展下去。

1984年12月,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慶祝成立35周年時,內山籬代表他父母專程來北京祝賀。那一次在北京我見到內山籬,他告訴我他父親身體不好,正在住院。內山籬還與我約定,到桂林參觀后再回北京敘談。但他在桂林接到父親病危的通知,直接返回了日本。他從日本給我來過一封信,介紹嘉吉先生的病情,說“肺炎雖已消除,但身體衰弱,現在切開氣管,以助呼吸,與此同時,注入營養劑,增加體力。看來,父親的病情暫時脫離了危險期,但尚不容預斷。只要不再復發肺炎,可能會逐步好轉”。我讀了這封信,默默地祝禱嘉吉先生早日康復。萬萬沒有想到,12月31日傳來了前一天中午嘉吉先生長逝的噩耗,使人悲悼不已。嘉吉先生的逝世,使中國人民失去了一位知交。

世上有許多事是不容假設的。我曾想,哪怕嘉吉先生能再堅持一年該多好啊!因為1985年的1月11日是他的兄長內山完造先生誕生100周年,秋天又是嘉吉先生創辦的東京內山書店開業50周年。本來內山一家還籌劃了舉行紀念活動。嘉吉先生未能等到那個時候就離去,這對于他不能不是莫大的憾事。但他在九泉之下可以含笑和感到欣慰的是,他畢生所致力的中日友好事業,已有越來越多的后來人接過來,并不斷把它推向新的高潮。

自那以后,東京的內山書店便由兒子內山籬接班。內山籬畢業于東京大學,通曉漢語,他子承父業,堅持同中國的友好關系,繼續跟中國的合作單位——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保持著業務往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內山籬又把東京內山書店逐步地移交給他的兒子,即內山嘉吉的孫子——內山深來經營。內山深曾在北京大學留學,懂漢語,而且逐步熟悉了書店業務,繼承了祖父開創的事業。父親內山籬精心培養兒子,不僅讓他到中國來學習,而且給他創造條件,使他能在中國廣交朋友,熟悉情況。內山深在北大留學時,在父親的安排下曾到我家來做客,一同用餐,加深與中國的感情。今年5月,在北京舉行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時,內山籬和內山深應邀出席。大會閉幕后曾來我家做客,暢敘三代人的友情。

由內山嘉吉通過其兄長內山完造跟魯迅以及跟廣大中國人民建立起來的珍貴友誼,通過他的兒子和孫子不僅繼承下來,而且綿延至今,這,正象征著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情誼世代相傳!

注①:我第一次訪日,應為1955年春隨雷任民率領的中國貿易代表團。

(劉德有 原文化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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