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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家:在暗中掙扎,提筆尋找光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徐明徽 徐杭燕 時間:2019年06月22日 字體:

沉淀八年,打磨五載,以諜戰題材聞名的作家麥家,為讀者帶來了新作《人生海海》。這次,麥家不再是那些風云詭譎諜戰故事的講述者,而是一個想要與童年和解,與故鄉和解的歸鄉者。

《人生海海》的故事圍繞著一個很“謎”的上校展開,他當過國民黨軍隊的上校,是革命群眾要斗爭的對象,但大家一邊斗爭他,一邊又巴結討好他;他極富男性特質、勇猛剛毅,但被人稱作“太監”;他贏了無數場仗,卻敗給一個不足道的秘密,屈辱半生。上校的一生,就是大半部中國現代史,他在時代中穿行纏斗,離奇的故事里藏著讓人嘆息的人生況味,既有日常滋生的殘酷,也有時間帶來的仁慈。

生于1964年的麥家,爺爺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親是“右派”。在特定的年代,這樣的家庭成份注定了麥家成了那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也許是我內心特別脆弱、細膩,我還真是被這些東西打倒了。”

麥家從九歲開始,連續四五年常常失眠,老家浙江富陽蔣家村的木頭房子有著深深的屋檐、大大的窗戶,夜晚皎潔的月光透過屋檐鉆進來。還是孩子的麥家總是望著月光朦朦朧朧地睡著,他老夢見一只大鳥,似乎是老鷹,翅膀張開有一米多,那只大鳥要將他叼走,將他從村莊帶走。

童年的傷害即是高度個人化的經驗,也是中國二十世紀復雜歷史在個人生命中打下的印記。麥家想逃離家鄉,這個帶給他太多痛苦、掙扎、孤獨的地方。

時隔四十多年,歷經坎坷寫作、成名、喪父、生子,掙扎半生的麥家才在寫作中積蓄起力量,得以回望過去,求真贖罪,告別自己與生俱來的恐懼和陰暗。

6月3日,澎湃新聞記者在“麥家理想谷”見到了麥家。

“麥家理想谷”是一幢褚紅色二層小樓,藏身于浙江西溪濕地,小樓進門處寫著“讀書就是回家”幾個字。綠蔭掩映滿墻書籍,這里是麥家為熱愛文學和閱讀的年輕人提供的棲居,茶水書籍免費,還有為有潛力的年輕寫作者提供的創作房間。

“采訪的東西不可信,小說家喜歡騙人,說的東西都是圍繞作品。”身著藏藍色短袖,戴著標志性的黑框眼鏡,麥家溫和地與每個來訪者握手招呼,雖然照面就打趣說“采訪不可信”,又直言這些年一直在追求真相,“一個人如果面對自己都做不到真實,那怎么可能去面對更龐大更復雜的一些東西,所以近幾年我慢慢講述一些過去的事情,講著講著都有點后悔了,不應該全講出來啊。”

麥家說自己怕被誤解,不十分愿意談某些“深”的東西,但也坦誠地敘述這幾年經歷的困境與煎熬,語速和緩,聲音低回,像是追溯過去又好似自我反省,“我一直生活在恐懼當中,一直擔心別人不了解我,一直渴望被了解。這種過度的自卑又給了我一種超級自尊的心理,一定意義上我有傲慢、清高,對人粗暴、簡單。”

八年前,麥家聲名正濃,《風聲》《暗算》等多部小說被改編成影視劇,收獲了巨大的知名度。嘈雜名利追逐而來,他的節奏被打亂了。他隱約意識到自己的感情積累和素材積累出現了一些問題。與此同時,父親的驟然過世又叫他“活活地埃了一棍”,也成為諸多問題爆發的缺口。“生活垮掉了,身體消瘦孱弱下去,沒法創作。”麥家進入了人生的枯水期,沒有欲望缺乏熱情,寫作缺席。

2012年蘇童和麥家同去倫敦,蘇童興致勃勃來到麥家房間,一眼看到他坐在窗戶沒有光線那一側,什么都沒有干,就是一直坐著。蘇童問麥家不出去走走?麥家一臉無辜地看著蘇童說:“出去干什么呢?我又不熟悉倫敦。”蘇童后來回憶,那個坐在幽暗的倫敦酒店房間里的身影,給蘇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許他在思考,也許只是在發呆。

沒有寫作的日子,麥家就在文學巨匠的作品中采礦,“重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的作品吸引著我,又讓我害怕去看,他對人性之惡做了一種非常客觀、有吸引力的剖析。在這次的重讀中,我心里想的一些東西,在他的作品中和他相遇了。仿佛和這個我很敬仰的大師做了一次豐富的交談,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滋潤,甚至是溫暖。我想寫一些心里特別想說的話。”

父親過世三年后,麥家開始提筆創作《人生海海》。“人生海海”是一句閩南方言,年輕時麥家學校畢業分配到閩南工作,在田野間常常聽到當地人唱這首《人生海海》的民歌,當事情沒做好時,當地人會說“沒事,人生海海,做錯一件事不可怕”。這個詞也就跟著麥家一起成長,最終把它放進小說,借著一個溫柔而充滿力量的女人的口說出“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氣,活著才需要勇氣”。

麥家對這部小說充滿期待,這不光是一個“上校”的故事,而是每個人的故事,每個人面對生命的苦難,怎么和苦難的命運相愛,怎么在頑強中把人性光輝的一面體現出來,“小說可能你們看著會有一點難過,但是這種難過可能也是要追求的一種感受,人生有很多體驗,有時候害怕有時候追求,但不要因為這種難過把生活的某一些熱情消解,那不是我想帶給大家的。”

至于麥家自己與過去和解了嗎?麥家說:“沒有那么容易,好像還是沒有告別,我還是和過去藕斷絲連。”

麥家

“我決定把它寫成書,不但希望自己得到慰藉,還希望去慰藉別人”

澎湃新聞:《暗算》拿下茅盾文學獎,多年的寫作追求終于得到了認同,后來為什么會進入那種枯水期?

麥家:我的內心是特別恐懼、害怕見生人的,成名后被強迫推到了公眾面前,一方面是給了我自信,另外一方面也是增加了我的恐懼,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交流。所以有一陣子,我突然失聲了,不知道怎么寫作,我老是走不出童年,走不出這種陰影,這種寫作是有問題的。因為寫作首先是要讓自己內心自由。我記得誰說要解放自己,自己解放不了,怎么解放別人?美國評論家桑塔格,她說文學是讓人進入自由地帶的護照。我連自己都不能給一個護照,怎么給讀者?所以我一直在想,我的寫作應該重新出發。

澎湃新聞:夢境中那只帶你逃離的大鳥,和你的寫作有什么關系嗎?

麥家:我后來一直想,為什么我的寫作會寫所謂的強人、超人、英雄,可能跟這只鳥有關系,不管是《解密》里的容金珍也好,還是《暗算》里面的黃依依、瞎子阿炳,用李敬澤的話說,都是“弱的天才”。一方面有缺陷,缺陷來自于我的家庭,天生有罪,我要逃離這個村莊,必須要有英雄氣質。所以我想我寫那些所謂的英雄、強人、超人都是和我童年的不幸、童年的夢想、童年的困難極其相關的。我的寫作一定意義上來說是一個被童年困住的人,在試圖逃離童年。

澎湃新聞:是從什么促使你選擇從一直在逃避的“故鄉”重新出發?有畏懼感嗎?

麥家:諜戰的題材我已經寫了七本書,素材和感情都被稀釋掉了。而我還有一塊生活從來沒去碰過,也是一個作家經常觸發的地方,就是故鄉和童年。我想重新換一個戰場,另立山頭。

肯定是害怕的,我跟故鄉的關系比較特殊和復雜,父親也屬于故鄉的一部分,我痛恨他的粗暴也痛恨他的身份帶來的一切,等我開始慢慢與他接近時,他又忽然離世。我怕再回到童年、回到故鄉的時候感情不是那么穩定,會意氣用事,帶著一種情緒去寫,這樣肯定是要失敗的。

我要等待這種情緒的平復,至少我能夠客觀的去看待自己童年的特殊時代的時候我才能去寫。這需要一個生命的歷程,在20年前我肯定做不到。但是后來由于父親的去世,包括年齡的增加,閱歷的增加,還有本身成功了等等方方面面各種原因,幫助我能夠比較公正公平,心平氣和的去看待童年、故鄉。直到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可以去寫。

澎湃新聞:《人生海海》的后半部分,似乎每個人都在贖罪,恩怨在消融,傷口在愈合,這是你的心理投射嗎?

麥家:是的,小說中的“我”和一家人都在贖罪,其實我決定要去寫這本書時,就決定要寫一群贖罪的人。首先我有贖罪的心理,筆下的人才會贖罪,他們在替我背負這個十字架。

澎湃新聞:如何理解這種“贖罪”?

麥家:我的生命中肯定有需要救贖的地方,并不是我犯了什么罪,而是生命當中遇到了一些沖突。童年時期被人欺負,少年時期跟父親關系決裂,這些沖突之后就會留下傷害。包括我和父親長時間對立的關系,即便后來的彌補我覺得沒有太及時,這些都是一種內心的陰影。有陰影其實就需要一種救贖,因為你想把這些陰影洗掉。

小說中林阿姨將自己的晚年完全奉獻給上校,就是一種自我救贖,也是一種自我完善,等于你內心哪一塊地方有一角破掉,要去把它補滿,這是一種精神需求。

澎湃新聞:你從中得到了慰藉嗎?小說中“我”的第一任妻子在臨死前對他說了一些非常動人的話,是否可以理解為人是可以在愛中找到某種平和與救贖的?

麥家:很好啊,你能看懂人生海海,要愛來相伴。人其實蠻孤獨的,一方面人生很短,一方面人生很長,尤其對有些生命來說,它需要經歷很多起落沉浮,精神上很受煎熬。但我覺得要化解這些,就是一個字“愛”,有人愛他,他心里有他愛的人。

寫《人生海海》是我本身生命的一種需要,同時我設想每個人生命中都有殘缺的一面,都需要去自我完整,自我救贖。我決定把它寫成書,不但希望自己得到慰藉,還希望去慰藉別人。你們在閱讀的時候也會為上校擔心,為林阿姨揪心,有時候又突然原諒,最后又為林阿姨的悲狀感動,也為上校有這樣的老伴感到欣慰。我覺得這些都是對別人內心的一種撫慰,我們的內心很多時候是一種沉睡狀態。

澎湃新聞:擁有這樣敏感細膩的內心,但近幾年又慢慢向外界剖析自己,這對你來說有掙扎嗎?

麥家:有啊,我講著講著都有點后悔了,我覺得這些都不應該講,結果我都講出來了。很多東西也就是到最近這些年才開始逐漸披露,面對這些需要勇氣和心理準備的。我不知道是年齡在起作用還是新的人情關系在起作用,這些年我好像面對自己越來越坦然,面對他人越來越誠懇。真誠地面對別人,把自己的一些真相交給讀者,幾乎成為了我的一個習慣、一種人格。

文藝之道就是真善美之道,“真”肯定是第一,如果一個人在真相面前不堅決,那后面所謂的“善”和“美”都是不可靠的,這個“善”可能是偽善,“美”也可能是虛假的、空洞的美。但是“真”其實都很難做到。

澎湃新聞:在寫作語言上,小說從前半部鄉土式的語言到后半段走向現代語言,這個過程你是怎么把控的?

麥家:很高興你注意到了這點,這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但也確實挺難的。小說基本上是從一個封閉的、半個多世紀前的鄉村走向今天,走向世界。那我的語言就要跟它配套,鄉村還是帶著鄉村的一些方言,然后一點點地向現代語言開放,這個過程其實非常難。

我想讓語言有種鄉土氣息,其實給我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和困難。你要對這種家鄉方言土語進行一些改造,進行馴化。其實你本身不是這個節奏,但你現在必須要改變本身自己的節奏去創造一種新的節奏,而且它是一個一針一線的事情,就像織毛衣一樣,有點戴著鐐銬跳舞的感覺。

最后似乎證明我那種語言挑戰和約束其實非常好。小說它除了故事結構人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甚至很表面的元素,就是要一種文學性的語言。什么叫文學性語言?就是你對現代漢語是有一種創造性的探索。其實語言就像鈔票一樣,用久了以后這個鈔票會舊,會越來越難看。但完全用著新的鈔票,別人也不會用你。你必須還是要那張鈔票,但你一點點去改變它,保持語言陌生度和新鮮度,讓一個舊的語言在你的手上重新有生命和光澤。

麥家

“我對文學有一種執念,雖然受盡屈辱,甚至羞辱,還是放不下”

澎湃新聞:當年《解密》被退稿17次,懷疑過自己的才華嗎?

麥家:很懷疑,中途也好多次想放棄,但放棄不了。我覺得這和我這個人本身有關系,我其實跟外部的交流一直不是很通暢,有點輕度的社交恐懼癥,害怕跟一些陌生人去打交道,害怕走到人多的場合,生活中也沒有太多的愛好,就喜歡和文字打交道。和世俗生活關系比較緊張,走不進去,還是只能回到文學那里去。因為已經與它廝守了十幾年了,有感情。通過閱讀和寫作,我有那種把自己安放下來的經驗。

我對文學有一種執念,一直離不開它。雖然受盡屈辱,甚至羞辱,被頻繁地退稿,有時候也意氣用事不想寫,但是賭氣賭個三個月半年,然后又回去寫,還是放不下。

澎湃新聞:作品大獲成功后,你似乎又對成功很困惑?

麥家:其實這還是我這個人本身的問題。今天你如果問我幸福嗎?我還是覺得我不幸福。是你想要的東西沒得到嗎?好像也不是,我覺得自己想要的好像都有。

但為什么還是不行,不滿足,內心不平衡?我覺得我心里從小好像有個刀疤在那,既然有個刀疤,那陰雨天它會隱隱作痛,它成了一種自然現象,它不是一種理性的,它是一種感性的東西。對一位作家來說,成名是一件好事情,它意味著精神上的苦苦追尋終于得到了世人的認可;同時又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作家要探究人心靈的深淵,所以時常容易陷入寬大的寂寞和孤獨中。它究竟是要脫離世俗去追求一種精神上的純粹。

澎湃新聞:還記得當時得知獲得茅盾文學獎消息時的情景嗎?

麥家:我還真記得那天那個狀態,當時我正好跟隨中國作協去茅臺鎮采風,鎮上一條街每家店都在賣茅臺,我們稱之為“野茅臺”,我們當時就在一家店里喝著“野茅臺”。小鎮本身也不怎么熱鬧,我們幾人喝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1點了,夜深人靜時分,接到了鐵凝的電話,通知我《暗算》拿了那屆的茅盾文學獎。

很開心啊,因為完全沒想到,《暗算》的風格和茅盾文學獎本身的風格不大吻合,以往寫實的、現實主義作品獲獎概率比較高,所以即使之前進了候選名單,我也沒多想。獲得茅獎對我來說很重要,是對我的一種肯定,總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情。當然不能為了某一個獎去寫作,迎合別人會亂了自己的節奏,把自己的本身有的一些生命厚度丟掉了,即使得了也沒什么意思。

澎湃新聞:你的多部小說都被翻譯介紹到其他國家,你怎么看待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麥家:整個中國文學在國際上傳播都是很微弱的,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容易。一是因為文化隔閡,二是東西方本身的差距造成的。這些年一直是整個東方仰視西方,雖然中國崛起了,這種仰視的角度在發生變化,但整體還是仰視。而西方被仰視之后,它有它的傲慢,傲慢導致一種偏見,直到今天,西方人對中國所表現出的傲慢和偏見還讓人沮喪、憤怒。

我看了2000多部西方優秀作品,但就第一梯隊、頭部的作品而言,我覺得中國優秀的文學作品和他們沒有什么高低之分。只是我們的寫作群體特別大,中部的寫作水平相對來說還比較弱。

關注一個國家,文學其實是最好的方式,小說是民族的歷史。在沒有機會出國的那個年代,我們也會對俄羅斯、對美國、對西方很多的國家非常地了解,就是因為我們讀了那些國家大量的文學作品。至少現階段,除了文學,我們很難有其他方式讓他們客觀、公正地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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