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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光:和施光南一道唱響改革開放的時代贊歌

文章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朱小松 時間:2019年06月16日 字體:

在中國當代詞壇,說起“曉光”這個名字,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不僅因為他是中國當代詞壇的領軍人物和代表作家之一,還因為他的歌詞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就是我》《在中國大地上》《江山》《曙色》《鄉音·鄉情》《你會愛上它》《采蘑菇的小姑娘》《孔雀向往的地方》《我們是青年文明號》《我像雪花天上來》《踏歌起舞》《光榮與夢想》等,經過作曲家譜曲和歌唱家傳唱后,已經成為時代的記憶和民族音樂文化的底色之一。曉光為中國音樂文學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繁榮發展作出了歷史貢獻。他與作曲家施光南一道,開啟了改革開放“新贊歌時代”的歷史事實,應該得到普遍的承認和銘記。

“新贊歌時代”開啟的標志,是贊頌改革開放的歌曲代表作的誕生,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當之無愧。1978年的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志著改革開放拉開序幕。會議召開之后,中國農村在短短幾年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時任《歌曲》月刊編輯的詞作者曉光,在四川、安徽等地農村體驗生活,親身體會到祖國大地日新月異的活力和人民群眾發自心底的喜悅。于是創作該歌詞,并請施光南譜曲。該作品表達了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贊頌與希冀,已成為歌頌改革開放的代表作。

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與之前的贊歌相比到底“新”在哪里?首先,“新”在理想與現實的緊密結合上。“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們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們的未來,在希望的田野上……”這些虛實相合的詩一般語言,改變了以往贊歌偏重于精神層面的追求,忽視與現實目標的結合。其次,“新”在歌詞內容開始關注人民通過辛勤勞動創造美好生活的主題。這在當下早已成為廣泛共識,可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在思想觀念上仍殘存著“革命第一、生產第二”的僵化理念。該歌詞中有大量對勞動和豐收場面的生動描寫:“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蕩,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一片冬麥,那個一片高粱;十里喲荷塘,十里果鄉”“禾苗在農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聲中成長。西村紡花,那個東港撒網;北疆喲播種,南國打場”,并未像以往的贊歌那樣側重于描寫各族兒女獻禮和載歌載舞的喜慶場面。第三,“新”在“下情上達”。以往的贊歌大多是“上情下達”,歌曲作者把黨和政府的聲音通過歌曲形式傳播到千家萬戶。而這首歌卻是把億萬農民的迫切愿望和美好理想,坦露給黨和政府以及全國人民。這與當時正在興起的自下而上的中國農村改革完全吻合。

好的音樂作品是詞曲作家共同智慧與才華的結晶。去年底,與曉光合作的主要作曲家之一的施光南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譜寫改革開放贊歌的音樂家”的稱號,其主要作品為《在希望的田野上》。自然,軍功章里也有曉光的一半功勞。同時,在“新贊歌時代”,取得輝煌業績的主要作曲家大都與曉光有過精彩的合作。如譜寫歌曲《那就是我》《采蘑菇的小姑娘》的谷建芬,譜寫歌曲《在中國大地上》《你會愛上它》的士心,譜寫歌曲《鄉音·鄉情》《我像雪花天上來》《踏歌起舞》《曙色》的徐沛東,譜寫歌曲《光榮與夢想》的劉青,譜寫歌曲《我們是青年文明號》的王酩以及譜寫歌曲《江山》的印青等。

筆者以為,“新贊歌時代”的基本特征應該包括:第一,歌唱主角除原有的祖國、人民和黨外,更多地選擇飽含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自然風物以及人文親情。如果說“老贊歌時代”的歌曲更火熱更直白的話,“新贊歌時代”的歌曲則更深沉更內斂。由于題材的進一步拓展,賦予了贊歌新的生命與活力。曉光創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這一主題的精彩寫照。第二,詞曲創作者普遍擁有一種重新煥發的激情和豪邁。改革開放特有的精氣神在作品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五谷的芳香飄蕩在中國大地上,肥壯的那個牛羊奔跑中國大地上,中國大地上。一聲聲的嗩吶唱出古老的向往,一陣陣的鑼鼓道出嶄新的酣暢,你看那小麥、大豆、棉花、高粱,裝滿了谷囤,裝滿了谷囤糧倉;你看那田埂、魚塘、果園、牧場,處處是豐收,豐收景象。鐮刀和斧頭閃光在中國大地上,蓬勃的那個太陽升騰在中國大地上,中國大地上”(歌曲《在中國大地上》曉光詞、士心曲)。這種在改革之初特有的火熱勁和興奮感,像剛出籠的饅頭冒著熱氣,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想不被感染都不行。第三,謳歌者與被謳歌者之間的關系,更是一種平等的、血濃于水的、誰也離不開誰的親情友情關系。比如“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產黨永遠的掛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產黨生命的源泉”(歌曲《江山》曉光詞、印青曲)。第四,被謳歌者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用更親昵的人稱代詞或借代手法,使要表現的贊頌對象,更有張力、更有想象空間。比如“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歌曲《春天的故事》蔣開儒、葉旭全詞,王佑貴曲),“總想對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邁”(歌曲《走進新時代》蔣開儒詞、印青曲)等。第五,人民在欣賞和演唱“新贊歌時代”的歌曲中,有更多的精神和物質的雙重獲得感和參與性。這區別于過去被動地接受思想教育和娛樂引導。許多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歌曲中所描繪的美好生活,現如今早已實現,甚至大大超出詞曲作家的想象。第六,在“新贊歌時代”的歌曲中,作為富有個性化的“小我”,不再是羞羞答答地藏在“大我”的身后,而是走到了“前臺”,和謳歌對象一起共歡樂、同進退。比如“我思戀故鄉的小河,還有河邊吱吱歌唱的水磨。噢,媽媽,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歌曲《那就是我》曉光詞、谷建芬曲)等。第七,“新贊歌時代”的歌曲創作者在詞曲方面,或多或少地汲取了我國港澳臺地區和國外現代流行音樂文化的成功經驗和藝術技巧。最突出的當然是對人性的張揚和人生的眷顧。因為“新贊歌時代”誕生的年代,中國已經全面改革開放。

曉光的開啟之功決非偶然。首先,得益于我黨倡導的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強勁春風。其二,得益于他個人所具有的政治敏感性和藝術感受力。其三,得益于他多年的藝術積累和不斷創新的藝術實踐。其四,他對歌詞表現手法排比、比擬、回文的妙用,達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曉光在談到藝術創作時,曾經說過一段肺腑之言:“浮躁與功利是藝術創作的天敵。精神食糧的創造者除了技術技巧、生活積累、天分靈感等等之外,還是要講究德行風骨的。”筆者以為這既是曉光自己藝術人生的總結感悟,也是對正在從事藝術創作的同行們的冷靜提醒和忠告。

(作者系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級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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